南京历史上的“滨江开发”

南京历史上的

“滨江开发”

引言

南京是一座跨江城市，拥有长江干流岸线 195.2公里，是长江城市带上的四大中心城市之一，也是长江文明的重要代表性都市。翻检南京城市史，我们发现，长江与南京城市的起源、发展、辉煌都密不可分。可以说，南京在历史上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与“滨江开发”有关。从战国时代“金陵邑”的设立，到六朝都城“开篇之作”石头城的建造；从最早的国际性码头“石头津”的出现，到郑和下西洋“龙江宝船厂”的建设；从“下关”作为最早对外开放的区域，到过江铁路站点的最早设置；从改革开放之后的“河西开发”，到一座座跨江大桥、隧道及拥江发展战略和江北新区的设立，这些对南京而言有着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无不与“滨江开发”直接关联。为此，正确认识长江在南京文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才能真正理解今日南京实施沿江开发与拥江发展战略的历史文化趋势。从历史视角看，南京主城的建设从“秦淮河时代”走向“长江时代”，是南京作为长三角辐射带动中西部发展的国家门户城市地位的必然选择。正是历代南京先民坚持不懈地对滨江区域的开发与利用，才有了南京作为中国四大古都之一、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作为“通江达海”的交通枢纽城市地位的最终形成。

从空间上看，由于长江江流的摆动，江岸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形态迥异。六朝及其此前时期的滨江开发，集中在石头城（今清凉山一带）、江乘（今栖霞区境内）、龙湾（今下关滨江地区）、新亭、新林、板桥（今雨花及江宁沿江区域）等沿江一带。到了宋元以后，沿江开发的重点则转移到了龙湾、上新河、大城港、浦口等沿江地区。随着近代铁路和轮船航运的兴起，下关、浦口与龙潭等铁路沿线的滨江城镇更成了水陆交通枢纽，加之下关开埠和《首都计划》对长江两岸作为工业区的功能定位的落实，南京沿江的下关、龙潭、卸甲甸一带成了现代铁路运输业、轮船航运业、电力工业、化工业、建材工业、轻工业等近代工业集聚区，成为南京城市的新兴片区。今天南京市重点建设的从长江三桥至长江大桥乃至长江四桥的“百里长江风光带”，正是从六朝以来南京滨江开发的重点区域。

秦汉及之前的滨江开发

早在新石器时期，南京的慈湖、江宁、板桥、西善桥、龙潭等沿江地区都分布有大量聚落遗址，如西善桥的太岗寺遗址、板桥的罗村遗址、龙潭的丁沙地遗址等都是五、六千年前先民的生产和生活中心，证明早在史前时期，滨江地区就成为先民们的青睐之处。

然而，从城市建设和开发的角度来看，南京滨江地区的开发，从建立城池开始。传公元前495年，吴王夫差在秦淮河入江口以北的冶山一带设置了青铜冶炼场，称为冶城；公元前472年，越国重臣范蠡在秦淮河入江口处建立军事堡垒越城；公元前333年，楚威王灭越，在今清凉山一带建金陵邑，当时长江正从清凉山西侧流过。冶炼青铜器以及修筑城池均需要多种物资和人员的集聚，冶城、越城、金陵邑的出现可以看作是南京较早的沿江开发。此外，据《史记》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公元前210年，由“云梦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塘”，返回时“从江乘渡”。江乘在今栖霞山附近，于秦时设县，并且是一处重要的滨江渡口。

六朝时期南京滨江地区的开发

六朝时期，秦淮河的入江口在今天的盋山与凤台山一带，清凉山（时称石头山）直抵长江，今长干里一带也位于滨江临淮的位置。当时，商业贸易以及运输业发达，在船舶集中停靠的地方，逐渐形成一批以泊船码头为中心的重镇。此时，主城滨江地区最早得到开发的是石头城与石头津、栅塘与横塘、长干里这三处。

汉建安十六年（211年），孙权将治所由京口（今镇江）移至秣陵（即南京），次年，在滨临长江的原金陵邑基础上修筑石头城，并在城中建有粮仓和军械库，大批漕粮和军事物资在此装卸。石头城的修筑，开启了六朝时期对沿江地带的最早开发。直到唐代，石头城依然临江，刘禹锡有“潮打空城寂寞回”的诗句。

以石头城为依托的石头津，是位于石头山麓的沿长江岸线分布的重要港湾。石头津临江靠淮，是漕运、军运、商运码头和水军基地的综合性港湾。石头津所利用的江面正是孙权定都南京时所看重的可安大船的“小江”，即陆地与江心洲之间的夹江地带。大批守城的船舶在此停靠，商船进出京师也必经石头津，石头津在江岸上也有重要官府和商业建筑，东晋以来这里就设有关卡，是重要的税务机构所在。梁朝诗人何逊的《登石头城》中有：“连樯入回浦”，是对石头津舟船首尾相接入港的繁荣景象的描绘。由于石头津经常停靠大量船舶，在六朝史书中，屡有船舶在此受灾遇难的记载，其中较为严重的一次是东晋元兴三年（404年），“涛水入石头，商旅方舟万计，漂败流断”，以最大密度计算，万艘船只紧挨着停靠，最少也得蔓延十几公里，可见当时滨江地带的繁华。

东吴、东晋及南朝的都城虽然建在秦淮河以北五里的地方，不过在秦淮河入江口两岸，已经进行了大规模开发，建设了横塘、栅塘两大居民区，成为繁华的港口城市。“吴大帝（孙权）时，自江口沿淮筑堤，谓之横塘，北接栅塘”，横塘与栅塘都在秦淮河入江口处，这一带是东吴重要的漕运水道运渎与秦淮河、长江的交汇之地，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因此商舟云集，居民繁密，左思在《吴都赋》中描述横塘一带是楼台之盛，天下莫比。

长干里在淮水南岸古越城一带，东吴时，政府在此设大市，由于当时贩运商人自备船舶，船商合一，除了在船边就地买卖外，还有人将店铺设在长干里，这里成了从事沿江贸易的商人聚集之地，常常上演折柳离别的场面，在著名的《乐府》诗中，就有以长干为曲调名的《长干里》。长干里的繁荣在西晋文学家左思的《吴都赋》中有详细的描绘：“水浮陆行，方舟结驷，唱耀转毂，昧旦永日”。

在石头城与大胜关以南一带的长江边，也间有几处重要城镇，据《读史方舆纪要》载：“自吴以来，石头南上至査浦，査浦南上至新亭，新亭南上至新林，新林南上至板桥，板桥南上至冽洲，陆有城堡，水有舟楫，建康西南面之险也。”孙吴时修筑新亭路，可通牛渚（今安徽当涂），途径的这几处水陆重镇，是南京区域长江岸边因交通地位而兴的重要聚落。

新亭是六朝时期重要的滨江官船码头和军事要塞，位置在今安德门以西一带，当时，王侯将相和显贵官员由长江进出京师，朝廷命官乘官船执行公务等，多在新亭登船，同僚即在此饯别。另外新亭的陆上交通也很方便，可容大队人马及辎重车辆通行，是水陆转换的要冲。每逢战事，这里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进攻建康，由新亭登陆后便能直指皇城。

新林亦称新林港，位于建康都城西南18里处，即今大胜关一带。南齐永明年间，因巫师说这里“有天子气”，齐武帝就在新林大建楼苑宫观，修建了新林苑、灵邱苑等皇家园林，并且“屡游幸以应之”，使这里顿时繁荣起来。梁武帝时，又历时四年在这一带修建了江潭苑，并经常“舆驾幸苑”。

板桥在新林南10里，板桥浦由此流入长江，在古诗中常见板桥之名，谢眺有《出新林向板桥》诗。板桥附近有劳劳山，劳劳山上有劳劳亭，是孙吴驰道上的送别之所，唐宋时仍为滨江水陆交通要道，李白曾作《劳劳亭》诗：“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 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

冽洲又名烈山港．位于今慈湖口下首，在今南京城西南约60多里，“吴时滓济(港湾)处也，内有小河，可泊船，商旅多停此，以避烈风，故名”。冽洲是长江上游来的船舶进入都城建康境内的第一个港湾，也是过往船舶的重要避风港。南齐时，这里常屯有水步军，以防北魏进犯，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

在石头城下游，有白下城和白石步。所谓“步”，是古代对码头的一种称谓，“江之浒，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白石步以白下城为依托，白下城又称白石陂和白石垒，为东晋陶侃讨伐苏峻时所筑，有学者认为是在今下关老虎山一带。白石步再向北，就是位于幕府山一带的东晋过江码头“五马渡”。

宋元时期滨江地区的开发

自南唐后，江水益西，洲渚蒙密，原来在长江岸边的石头城、新亭等已经远离江边。到了南宋时期，南京长江沿岸以烈山渡、大城渡（今大胜关）、龙湾渡（今下关）等码头为中心，形成了一批滨江市镇。南宋时，今下关一带的龙湾地区有靖安镇，南宋乾道元年（1165年）至三年，龙湾分别设立了官办酿酒作坊龙湾酒库、明代龙江船厂的前身都船场、王沙税务等政府机构，为明代下关滨江区域的建设与开发打下了基础。

元代，曾大规模设立驿站，其中在南京江边设立了大城港水站和龙湾水站，这时的水运驿站是重要的水运交通机构，主要任务是接送执行公务的官员和运输“御用之物”，建筑与码头都备极华丽。大城港水站在今天的板桥镇以北，明代称大胜关，元代曾以此为起点凿阴山运粮河联通秦淮河与大江。龙湾水站就是今天下关一带，元代于此屯有2000余人的军队。元代时期的龙湾江边，还是漕粮江海中转的重要仓库广运仓所在，广运仓建于至治元年（1321年），共有仓40座，房屋200间，主要“收受江西、湖广二省，饶州路并本路州县官民财赋等粮，逐年都漕运万户府装运，由海道赴（大）都（今北京）。”

明代对南京滨江地带的开发

1368年，明代开国，定都南京。开国皇帝朱元璋对南京城市进行了一番重新规划与建设，将南京城市建设推向了新的高潮。

首先，明朝扩建城池时，将沿江地区一部分括进城内，外郭城门包括外金川门、上元门、佛宁门、观音门将幕府山、象山、老虎山等沿江山脉作为天然屏障，江东门的设置则是利用了长江之险。神策门、金川门、钟阜门、仪凤门等则将狮子山等险要之地括进城内。

明代初年，为了推动仪凤门、钟阜门等北部沿江地区城厢的开发，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下诏：“创制龙江仪凤门、钟阜门民房。民能自造者，官给市木钞每间二十锭。”用官府给予适当补贴的方法，鼓励人们迁往城北沿江一带，以推动沿江区的开发。

其次，大规模建设龙湾至大胜关之间的沿江地区，形成了以码头为核心的港口集镇。 南京主城一带的江岸在明代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城西和城北淤积出大片陆地，唐代的白鹭洲这时已经和江岸连为一体，沿江新的港湾城镇，如大胜港、江东门、上新河、中新河、龙江等逐步繁华，其中，上新河和龙江是南京最为热闹的港镇。

上新河镇是兴起于明代的一处大型船港。它本来是一条河渠的名称，明洪武年间，在城西沿长江开了上、中、下三条新河，以增加秦淮河入江通道。这三条河所在的位置即在古白鹭洲地区。上新河长5华里，在明代时城内舟船可经水西门至此。由于上新河镇前面也是一条夹江，“江中舟船尽泊此以避风浪”，主要停泊长江上中游来船，上新河也就成为市镇之名。中新河，是“官司马快船所泊处”。马快船是专门装运朝廷贡品的船舶，说明中新河也是贡品的发运码头之一。明代大造宫室所需之竹木，在湖广采办后编筏，运至上新河解排分运城内，后来商人的竹木筏也以上新河为集散港，因此，上新河镇一带“市廛辐辏，商贾萃止，竹水油麻蔽江而下，称沿江重镇”。也可以说，这里是今南京河西地区最早的繁盛之地。

龙江，在仪凤门外，其范围在今下关三汊河到宝塔桥一带，又有龙湾、靖安之称，传因东晋皇帝司马睿在此渡江而有龙江之称。龙江地区有两条水道通入城内，一条水道是秦淮河，宋、元时在秦淮河下游开凿入江水道名新开河，明代称古新河，河道“自三山门外，历石城及定淮诸门，达于草鞋夹入江”，这一河道成为今外秦淮河的下游河段；另一条水道是金川河。“元至正三年冬十月，浚后湖(玄武湖)河道，自钟山乡珍珠桥至龙湾(今宝塔桥附近)”。龙江（即今下关）一带由于有便于泊舟和两处入江水道的便利条件，舟楫辐辏于此，成为水陆要津。朝廷文武大臣多由此上下官船，朱元璋也多次到龙江码头迎送为国立功之臣。

从城市建设和开发的角度来说，下关沿江一带的开发创始于明代初期。明代在龙江设有抽分税关，“龙江关”也成为此处另一地名。除龙江关外，龙江一带还有属于工部的抽分厂和宣课司两种征税机关。洪武年间，在下关地区修建了一批坛庙、寺观、官署、楼阁，并开辟了龙江市和草鞋夹市这两座新兴街市。龙江市“在金川门外，柴炭等物所聚”，草鞋夹“在仪凤门外江边”，专门屯集筏木。明末“金陵四十景”中的“龙江夜雨”指的是今下关一带，图文中标出此景“在府城西仪凤门内”。

洪武年间龙江地区的主要公共建筑

来源：《洪武京城图志》

其三，在南京燕子矶及幕府山以南地区当年有一湖泊，外通长江，内有入城水道，湖面广阔，船舶进出方便。明初时对此湖进行了疏浚改造，作为船舶避风和停泊之处，称为“稳船湖”。旧志记载：“稳船湖地近宝船厂，太监郑和下西洋试船于此”。明代南京河道图之《境内诸水图考》对此湖的位置及规模有标示，清代樊圻的《江干风雨图》描绘的就是稳船湖一带的景象。

明代还在燕子矶至巴斗山之间建大粮库“水次仓”，“在观音门外，近大江，便于兑运，洪武中建，俗名下仓”，这个仓库靠近江北，也是重要的粮食装卸的大型码头。

其四，三汊河口一带是龙江船厂和宝船厂分布区。1405年-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就是以南京的龙湾(今下关)作为船队的始发地。在《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简称《郑和航海图》)中是以南京作为始发港，将南京至刘家港一段长江航道列入航海线路以内的。直到今天，下关还保留着天妃宫、静海寺等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遗迹。

南京自唐末开始在江滨造船，到南宋时，设在下关的龙湾都船场已有一定规模。元代，这里已经能够打造海船，“溧阳、广德等路，亦就建康打造”。明初工部设龙江提举司于此专管造船事务后，南京造船业发展更快，其规模已能打造航海船舶。洪武四年(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即令郑遇春在南京“督金吾诸卫，造海船百八十艘，运饷辽东”。海运漕船当时称遮阳船，直到洪武三十年(1397年)，这种船还派造于南京。除海运船外，南京还“防倭造大舰”，这是用于海上的战船，又称备倭船。

据《龙江船厂志》记载：“洪武初，即都城西北隅空地开厂造船，其地东抵城壕，西抵秦淮街军民塘地，西北抵仪凤门第一厢民住官廊房基地，南抵留守右卫军营基地，北抵南京兵部苜蓿地及彭城张田”。据上述记载及所附地图，说明该厂位于仪凤门外护城河与秦淮河之间，即今下关热河南路两侧，在此范围内，建有工部都水分司和龙江提举司的官署，另有加工船料和制造船舶附件的作坊，物料贮存库场也集中于此。嘉靖时，厂内还有篷厂，为“先年打造海船风篷之所”。还有在永乐年间“造船入海取宝”的物料库。

在今三汊河以南临江一带有打造装配大型海船的宝船厂。据《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所绘宝船厂的位置，在今定淮门外三汊河中保村一带。该地在长江岸边，与龙江船厂隔秦淮河相望，至今还留有称为作塘的船坞6条。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这里发现过巨型舵杆和巨型铜、铁锚，还有盘车、绞关木等海船器材和造船工具。南京市博物馆考古工作者也在此专门挖掘过一处船坞遗址。

其五，对面的浦子口城的修建，为江北城市发展奠定基础。浦子口古称宣化镇，是南北交通的重要渡口，西晋末年的“五马渡江”的江北渡口就是在此，隋平陈时，隋炀帝杨广也是从此处渡江，后人为纪念这件事，在古桃叶山上修建晋王祠和晋王塔。明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在浦子山依山筑城，称为浦子口城，位于今天浦口东门镇和南门镇一带，当年长江流经城下，初为江浦县治，屯有重兵以保卫京师，同时设有东仓和西仓等大型粮仓。

南京开埠后至民国时期滨江地区的发展

明代以后，南京城市地位虽然仍颇重要，但与明代都城或南都相比，毕竟已经下降，因此，沿江地区陷于没落，不仅上新河镇大部塌陷江中而遭废弃，原本繁华的龙江一带，也成了荒凉偏僻的地方。近代以来，伴随着近代工业化的发展，新兴的近代工业及轮船、火车等近代交通运输工具的出现，使得南京的滨江地区因其自身优越的地理位置而再一次登上城市发展的中心。近代南京的滨江开发从下关商埠区的建设开始。1929年12月，由墨菲主持的南京第一部规划建设文件——《首都计划》完成并予以发布，其中“将长江两岸及下关港口为工业区”，根据这一规划，南京国民政府陆续将重要的工业项目安置在长江两岸，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卸甲甸的永利錏厂和龙潭的中国水泥厂，这样的工业布局对今天依然产生着影响。

1、下关商埠区的开发

1899年，金陵关在下关设立，标志着南京正式对外开放。1904年（光绪三十年），两江总督周馥进一步明确商埠区的范围为“以惠民河以西，沿长江岸长五华里，宽一华里左右地带，为外国人开设洋行，设立码头货栈之地”。这是南京最早对外国工商业开放的地带。1905年周馥奏请在下关建立商埠局，专门从事商埠地区的市政建设，并着手推动商埠商业及服务业的繁荣。下关商埠局的设立使得商埠地区得以独立进行规划和建设，大大促进了商埠区的城市建设水平的提高，推动着下关区域由一个传统的商业城镇向近代化城区的发展。在商埠局的主持下，下关商埠区进行了一系列涉及到码头、铁路、电厂、桥梁、道路、车站、厂房、近代建筑、市政设施、金融机构、近代娱乐等内容全面的、有规划的近代化城市建设。

开埠通商以及围绕商埠的建设活动为今鼓楼滨江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下关惠民桥一带是名贯一时的大马路、商埠街、永宁街、热河路等商业街所在。邮局、银行等高层建筑矗立在大马路上，道路两旁还有许多外国人开的洋行及商店，南京有名气的天成绸布店、大观园浴室、大世界剧院集中于此。直通长江的大马路上熙熙攘攘，车水马龙，铃声铛铛，蹄声哒哒。南京火车站更是南京城市形象的窗口和城市最为繁华的所在。小火车拉着下关码头和火车站的客人从下关一路奔向老城。从南京火车站经龙江桥到江边一带，路两旁有不少鲜鱼、水果、南北货等各种商店与货栈。还有位于营盘街对面的“华昌”游乐场，内有各种地方戏剧、曲艺相声、评书大鼓、杂技魔术以及杂耍等，使人目不暇接。

沿长江岸边相连有怡和、招商、三北、太古、和记洋行、首都电厂、大同面粉厂、扬子面粉厂等各家著名公司的码头和仓库。码头上轮船抵埠，旅客上下，货物装卸，一派繁忙景象。各种小贩的叫卖声，马车、人力车夫的吆喝声，此起彼伏，直至夜深。沿惠民河两岸直到老江口一带，停靠着来往于镇江、扬州以及苏北各地的客班小火轮和大大小小的木船。这些船只将苏北城镇的旅客和农村的鲜鱼、瓜果以及土特产品之类运来南京，卸进龙江桥附近各家商行；再把布匹、火柴、肥皂等日用品运注苏北各地。南京下关的水陆交会的繁荣场景，为南京这座长江名都增添了不少光采。

开埠通商给下关带来了深远影响。下关作为通商口岸，是外国人的聚居地，这里从一个江边滩地迅速崛起为近代化程度较高的西化都市区。随着民国时期交通业和工商业的发展，下关成为南北交通枢纽，某种意义上享有中国长江下游中心的地位。晚清开始的市政建设也推进了下关城市化水平，到了民国时期，下关新城区的市政水平已经大大超过老城区。就以地价而言，“在1912年前后，城内地价每亩（1亩=60平方丈）最高300元，偏僻地方10至20元，下关商埠地价大致500元，以后虽逐渐上涨，城内地价超过1200元的不多，仅下关达4000元。”鼓楼下关沿江区域的崛起改变了南京城市的整体格局，使得后期南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都有将滨江的下关新城与主城相联系的目的，城市重心逐渐北移。

2、津浦铁路与浦口的开发

1914年建成通车的津浦铁路，是以长江北岸的浦口作为南端终点，浦口车站又称南京北站。民国时期，浦口火车站作为南北交通的重要节点，浦口火车站的红色屋顶是民国时期南京的重要地标。在中国近代史上，滨江而立的浦口火车站是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现场——1929年5月，孙中山灵柩通过津浦铁路从北京运抵浦口火车站，过江至中山陵； 1949年4月25日，邓小平和陈毅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由合肥到达浦口火车站，当夜打响渡江战役。当然，最出名的还有朱自清的散文《背影》里的故事也发生在这里。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浦口火车站更是成为连接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11省的交通枢纽和兵家必争之地，周边煤港、轮渡、驳运、汽车、邮局、医院、学校、饭店等，一应俱全。南北的干果、鲜货、瓷器、玉器、药材、茶叶等货物，都向浦口火车站聚拢，围绕浦口车站形成了南京江北地区的新兴商业区。

3、范旭东与江北卸甲甸的永利铔厂

在南京长江北岸，除了浦口火车站一带初步得到发展外，其余地方基本还是江滩荒地。1936年建成的号称“远东第一大厂”的永利铔厂，让江北沿江地区也有了近代化大工业。

近代以来，南京以至整个中国的基础工业均十分薄弱。1927年4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建都后，南京的基础工业在一些领域获得了比较快的发展。其中最典型和最有代表性者当属永利铔厂的建成和投产。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各种酸类化学品长期为英国、德国所垄断，它们从中国的广大市场赚取了大量利润。1933年11月，在制盐、制碱工业上已获成功的民族实业家范旭东呈文实业部，请求中国自己办厂。随之，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特许范旭东在南京建设硫酸铔厂。由于化工业设备笨重，动辄六七十吨，自国外用海轮运回国后，只能在长江下游地区装卸，要在内地建设这样的工程几乎不可能。永利公司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在南京江北靠近长江的卸甲甸收购了一块土地，面积达1300多亩，作为厂址。1934年7月，永利公司开始在卸甲甸江边修筑码头，1500多名工人昼夜施工，工程进展很快。为方便卸货，在江边趸船上设立了双杆万吨起重机，这是当时国内起重吨位最大的工业码头。其后，平整场地，修筑马路，浇灌基座，工程进展顺利。当时由美国氮气工程公司完成的永利铔厂设计，既考虑到大工业的需求，表现出工程的力学美，又结合中国建筑特点，展现出东方的审美特色，较好地体现了中西文化的结合。1935年春，铔厂主体工程全面展开。所购买的各种机器亦陆续从国外运回。1936年，公司的总工程师侯德榜从美国回国，与技术人员一道投入永利铔厂的建设当中，同年底，机器设备安装完毕，一个现代大厂的规模已经初步形成。全厂主要包括三大部分，即氨厂、硫酸厂和硫酸铔厂。当时的报道描述，“由下关乘该公司汽轮到厂参观，则于船中遥望卸甲甸数千公尺江岸硫酸铔厂建筑物，连云江上，气象森森，令人对中国化学工业前途，有特殊兴奋焉！”

1937年2月5日，永利铔厂成功生产出中国第一批红三角牌肥田粉“硫酸铵”。该厂可年产硫酸铔1．87万吨、硫酸1．15万吨、硝酸152吨，为当时国内最大的制酸厂。永利铔厂的建成投产，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它不但打破了英、德两国垄断中国化肥市场的局面，而且拉开了南京地区近代化学工业的序幕，成为中国化学工业及民族工业的骄傲。

4、古镇龙潭的近代发展

栖霞山和龙潭一带，素为水陆交通要地，在秦朝至六朝时是江乘县所在，后来成为侨置琅琊郡地。也是南北交通的重要渡口。宋时在龙潭设巡检司，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设龙潭水马驿站。至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京沪铁路线开通，龙潭驿站才归于终结。

民国时期，龙潭镇的兴盛与其所处的沿江及京沪铁路沿线的独特地理位置密切相关。随京沪铁路开通，龙潭镇逐步发展成为建材工业基地，创建于民国10年（1921）的中国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一般称之为“中国水泥厂”，该公司因南京及其周边营造业及交通建设的需求旺盛而不断增资扩股，添置设备，扩大生产，并严把质量关，使得其所生产的泰山牌水泥驰名全国，是中国水泥行业最早的五大厂家之一。

据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朱森合著《南京龙潭地质指南》一书记载，龙潭镇除开办水泥厂外，还开办多家石灰窑、信孚煤窑。街上老字号商店有益美酱品店、锡泰祥杂货店、均益食品店、天丰绸庄、义泰绸庄、晋纶布店、三义菜馆、华宏园饭店等。另外，龙潭镇还是南京传统工艺“金箔”的发源地，表明这里很早就成为手工业发达之地。龙潭的早期发展，也为后来龙潭港的设立开了先河。

1949年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历史上数千年沿江开发的基础上，在沿江防洪墙和一座座凌空跨江的长江大桥的建立后，南京滨江开发进入了新时期，江南岸的河西新城区、下关滨江开发区、幕燕风貌区、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雨花经济开发区、板桥新城区，江北岸的浦口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浦口新城区乃至“江北新区”等顺江而起，从长江南岸数千年的依江发展到六百多年前江北浦口城的建立，从江南大明都城“龙江船厂”的诞生到“大厂”工业区的出现，从河西新城的开发到江北新区的规划，从主城核心区由“秦淮河时代”走向“长江时代”，从一桥到四桥，从过江公路隧道到过江地铁隧道，从跨江发展到以江为轴、拥江发展，南京的滨江开发攀登上一个又一个高峰，谱写了一篇又一篇华章。

纵览历史，南京数千年的发展，其城市化、工业化、国际化及景观美化都离不开长江。滨江开发，是南京城市文明进程中的最强音，也是南京不断呼应国家发展要求所承担的重大使命。

（本文贺云翱与干有成合作完成，发表于《南京日报》2014年1月23日）